弗洛伊德曾經說過，人類有史以來曾經受過三次重大恥辱，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說，將人類從主宰宇宙的神壇上拉了下來;第二次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將人類從主宰地球的神壇上拉了下來;第三次，就是精神分析理論，將人類從自我主宰的神壇上拉了下來。而在我們的中德精神分析心理治療培訓班內甚至班外，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經受著或感受到由精神分析所造成的“第三次重大恥辱”。有人就把精神分析形象地比喻為“在人前一層層地脫光衣服”。也就是說人們把被分析者所承受的“恥辱”等同于當眾被脫去衣服的“恥辱”。因而，在精神分析的小組培訓中，每個成員都想從介紹自己的個案中解決自己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只脫去患者的衣服，與此同時，又下意識地恐懼和防御其他組員或督導對其反移情的分析，以盡可能地保證自己不面臨衣服被當眾剝光的“恥辱”。而與其愿望恰好相反，雖然百般遮掩，其他組員卻透過報告病案的過程中泄露出的蛛絲馬跡全力以赴地從各個角度解析病案報告者自身的抵抗，防御，以及反移情，毫不留情地一層層剝光他的“衣服”。這樣，小組下意識地將對于患者的精神分析變成了對報告人的精神分析。于是，就出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每個人都試圖處于分析者的位置，去分析(或剝光)個案中的患者，同組的組員，督導教師也不能幸免，這種能給人造成等同于當眾剝光衣服的“第三次重大恥辱”甚至殃及了精神分析小組外的其它組員。而被分析(或被剝光)者則處于被分析(或被剝光)的恐懼，焦慮，抑郁，哀傷，與憤怒之中，從而被迫采取防御姿態，‘合理化’的談話方式因而非常盛行，或者，干脆采用被動攻擊的方式，向攻擊者仿同，以精神分析回敬精神分析，你來剝我的衣服，那么，我也來剝你的衣服。結果是，精神分析小組內以及精神分析組與其它組之間似乎彌漫著一種戰斗的氣氛，在精神分析小組內，分析者成了攻方，被分析者成了守方;在組間，精神分析組及其成員成了攻方，其它組極其成員成了守方。

以精神分析為媒介的這場“戰爭”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攻擊者(即分析者)將遭到強有力的反攻(反分析)，攻擊(分析)別人的同時，必須準備好防御別人的攻擊(分析)。所以，精神分析小組似乎成了戰斗小組，組員成了戰士，每天的學習及日常生活就都被戰斗所充填，戰斗的不停進行使分析小組的每一個成員都筋疲力盡，他們成了各組中最累的,就連英語“exhausting”也成了精神分析小組的常用語。

為什么精神分析具有攻擊性?為什么精神分析就象一場戰爭?為什么精神分析會遇到那么頑強的抵抗?為什么將人類從神壇上拉下來會激起如此強烈的恥辱感?若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弄清，為什么人類需要頑固地賴在神壇上不肯離去?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所謂的神話，本質上是人們不能實現的愿望的投射。那么反過來，也可以推斷，如果通過投射形成的神話離現實越遠，人類實現愿望的能力也就越差;人類的生存能力越低，就越需要全能的神話進行自我欺騙以使自己獲得一點安全感。換句話說，在一定的人類生存條件下，人類需要不同程度及不同內容的神話使自己獲得安全感，并賴之生存。隨著人類生存能力的提高，人類的三大神話的全能性越來越小-首先是地球主宰宇宙的神話，然后是人類主宰地球的神話，再往后就是人類主宰自己的神話，也證明了這一點。神話之對于人類，就如同能保護人的安全的幻想性盔甲衣服，安全感弱的，就需要厚的盔甲服---更加全能的神話;安全感強一點的，所需要的盔甲就會薄一點---全能性差一點。呆在神話的神壇上，就相當于在盔甲的保護下有了安全感，有了生存下來的希望和機會。神話被打破，保護自己的盔甲服失去了，也就等同于生的希望面臨威脅，也就等同于將要面臨死亡的威脅。因而，如果神話被打破，逼使人們從神壇上走下來的話，他就必須去直接面對已經植根于集體無意識中的死亡恐懼。正是因為神話對于面對變幻莫測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總是力不從心的人類來說是如此重要。人們才會象捍衛生命一樣去捍衛人類的神話，拒絕脫掉盔甲服，拒絕走下神壇。

當人類居住的地球是整個宇宙的中心這樣的自大妄想式的神話被哥白尼打破的時候，人們是怎樣對待他的呢?哥白尼被投進了監獄;當達爾文第二次把人類從至高無尚的神壇上拉下來同動物們并列排在一起的時候，更是惹來了一片謾罵和攻擊，需要赫胥黎這樣的斗士挺身而出來進行戰斗;當弗洛伊德公布他的偉大發現---人的行為在本質上并不受控于自己的理想和理智，而是受控于本能及本能與心理發育和成長環境相互作用而鑄成的潛意識水平的人格的時候，人們更被激怒了。關于人們被激怒到什么程度，我們不用去追溯歷史，只需回憶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療及精神分析訓練中的體會就夠了。

弗洛伊德的理論徹底打破了人們的自我神話及家庭神話。通過精神分析，人們會發現，無論是理想中的自我，還是理想中的家庭及父母，就象皇帝的新裝;而真實赤裸的自我，家庭以及父母很可能有很多缺陷，甚至是百孔千瘡，慘不忍睹。精神分析把人們直接暴露在沒有神話外衣保護下的生存危機及死亡恐懼的危險之下。人會本能地拒絕并回避這樣的危險和處境，因而拒絕打破自我及家庭神話，拒絕從神壇上走下來，拒絕“脫衣服”---即使那些衣服原本是“皇帝的新裝”，拒絕沒有神話保護的裸露。可以說，精神分析破壞了一個人以往賴以獲得安全感并生存下去的心理神話部分，破壞了舊有的以心理神話歪曲現實為代價的病態心理平衡，導致被分析者出現心理失衡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被分析者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穿上“衣服”，退回到原有的模式及心理平衡之中;另一種選擇是放棄舊的模式及舊的平衡，建立新的模式和新的平衡。面對這兩種選擇，人們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您可能會說，當然選擇接受分析，打破舊的，建立新的。的確，理性會作出這樣的判斷。因為精神分析所產生的新模式會提高人的適應能力，人格得到發展，能更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欲望。可是，您還不要忘記，人的行為最終是受潛意識支配的，而潛意識執行的是原本思考程序，在這種程序中，優先考慮安全需要(據推斷，在進化過程中，安全本能的產生遠早于發展本能。起源越早的本能越強大。)。可以說，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在安全需要與發展需要發生沖突的時候，人們寧可暫時或永久地放棄發展需要，而退回到滿足安全需要的狀態中去，而心理神話又構成了保證安全感的防御系統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當分析者將精神分析施之于被分析者的時候，就意味著將要滿足被分析者的發展需要，從長遠來講，對被分析者是件大好事。但是，對被分析者眼前來講，精神分析直接憾動了他的防御系統，他的安全感因而真真切切地受到了威脅和攻擊。所以，盡管分析者對被分析者充滿了善意，精神分析仍是一種攻擊，精神分析的確是具有攻擊性的。

既然精神分析是具有攻擊性的，就理所當然地會遇到本能的防御和反擊。攻方和守方的戰斗就構成了一場戰爭。所以說，精神分析地確就象一場戰爭。

由于精神分析這場戰爭是圍繞著被分析者的安全感展開的，從分析者的角度看，被分析者的安全感主要是由心理神話構成的，它是低效的，妨礙人們人格的發展，并進而妨礙人們享樂，就會竭盡所能去打破心理神話。打破神話，重塑人格正是精神分析的核心任務。被分析者當然也會堅決捍衛自己現有的構成安全感的主要部分的心理神話，他將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場安全保衛的圣戰，直到保證有充足的安全感。安全感有否保證是被分析者是否拒絕分析的關鍵。這其間，將會出現三種有趣的現象，一種是在被分析者與痛苦的現實之間起緩沖作用的防御機制，一種是分析者對分析的抵抗，還有一種就是被分析者對于分析者的移情。這三種現象中，防御和抵抗本質上都是對不安全感做出的反應，唯有移情是涉及對安全與否的判斷。因而，移情對于抵抗及防御是否產生及反應的程度起著核心的決定性的作用。從而，移情也就成了心理治療的核心內容。在移情初始階段，被分析者會把分析者供奉在神壇上，暫時替代他原有的維持安全感的神話，充當他的盔甲，使他的安全感獲得一定的滿足，這時候，他的痛苦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出現我們通常所說的“蜜月效應”。如果他幸運的話，遇到一位早已從神壇上下來并能滿足他的安全需要的分析者，他會逐漸地發現他供奉在神壇上的分析者本不是神，也就把有關分析者的神話打破了，并效仿分析者，打破自己的神話，“脫下衣服”，走下神壇，走向康復　　。但是，如果被分析者遇到的是一位還沒有走下神壇的分析者，他將只能有兩種選擇，要么永遠把分析者供奉在神壇上，依賴分析者活著;要么離開分析者，再退回到自己原有的神壇上，靠自己的神話活著。總之，無論是躺在分析者的神壇上，還是退回到自己的神壇上，被分析者的問題最終都將無法得到解決。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精神分析是一個被分析者打破自我及家庭的神話，從神壇上走下來的充滿了恐懼與痛苦的艱辛過程。被分析者若想完成走下神壇的全過程，就必須有一個已經經歷并完成了打破神話，走下神壇的艱苦歷程的分析者來跟隨和陪伴。如此說來，精神分析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被分析者走下神壇的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在一個已經走下神壇的分析者的幫助下才能完成。

作為精神分析醫生，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我已經走下神壇了嗎?”。如果我們還沒有走下神壇的話，精神分析就真的有可能變成一場保衛被分析者和分析者各自神話的令人筋疲力竭兩敗俱傷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