軀體形式障礙是一類障礙的總稱。主要特征是病人反復陳述軀體癥狀，不斷要給予醫學檢查，無視反復檢查的陰性結果，不管醫生關于其癥狀并無軀體基礎的再三保證，即使患者有時存在某種軀體疾病，但其所患軀體疾病并不能解釋其癥狀的性質和程度或病人的痛苦與先占觀念，病人通常拒絕探討心理原因，常有一定程度尋求注意的行為。由于醫學檢查結果常使患者失望，醫患對癥狀的理解不一和治療無效易引起醫患關系問題。[1]

一 流行情況

Gureje[2]等報道14個國家利用ICD-10診斷標準進行調查發現2.8%調查對象患軀體化障礙，Karvonen[3]報道1966年出生的1598名人群中軀體化障礙的患病率為1.1%，女/男為5/1。由于調查依據的診斷標準ICD-10與DSM-Ⅳ 有所不同，軀體形式障礙及分類的患病率有很大的出入。Grabe[4]等在一個4，075人的普通人群樣本的調查中，按DSM-Ⅲ-R診斷標準軀體形式疼痛的患病率為33.7%，按DSM-Ⅳ診斷標準患病率則降至12.3%。Fink[5]在392名內科住院病人中，用ICD-10診斷標準，5%病人患軀體化障礙，而用DSM-Ⅳ標準則為1.5%。與此相反的是在ICD-10標準下只有0.7%病人患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而DSM-Ⅳ標準下則為10%。在基層保健機構及綜合醫院就診人群中，Gureje[2]報道軀體形式障礙病人占就診病人的16.7%。de Waal[6]報道為16.1%。國內孟凡強[7]等利用ICD-10診斷標準，發現綜合醫院門診就診病人18.2%為軀體形式障礙，軀體化障礙占門診總人數的7.4%。

二 病因

目前研究結果顯示軀體形式障礙的病因是多因素的，包括精神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及生物學因素。

許多研究結果表明軀體形式障礙與創傷有密切關系。創傷特別是兒童期的創傷，對軀體化障礙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8]。創傷導致心理與身體分離，從而產生軀體化癥狀[9]。Freud[10]在癔病的研究中也有相似觀點并認為創傷性事件是童年期性創傷。受嚴重虐待的兒童及青少年人群比其他人群更易發生軀體形式障礙。[11]

慢性壓力可以引起自主神經活動增強。研究發現暴露在慢性壓力環境中，如生活在戰爭環境中，與軀體化癥狀的發生相關。[12]

文化價值因素也可能影響精神問題和軀體癥狀間的聯系。在一個對基督徒及穆斯林教徒的調查發現，在軀體化癥狀的得分上，后者明顯高于前者[13]。表明文化社會背景能夠影響精神痛苦的表達。美國哈佛大學精神及人類學家Arthur Kleinman發表了有關湖南神經衰弱患者的文章指出，該病是一種以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為基礎的軀體化現象[14]。軀體癥狀在不同的社會環境里，可以有多重象征意義并具備某些社會功能。由于環境，人口，醫療設備的限制，綜合醫院一般醫師缺乏精神專科訓練，很少對病人進行定期心理治療，病人只能在繁忙擁擠的醫療機構中隱藏起情緒癥狀，而以一些直接的，易被接受的軀體癥狀為主訴。初診時主訴軀體化癥狀可以視為一張獲得醫療服務的入場卷。由于我們社會文化所決定的行為準則鼓勵軀體癥狀的表達，這種表達可以尋求別人的注意和同情，可以操縱人際關系，免除某種責任和義務，軀體化成為病人對待心理，社會各方面困難處境的一種方式。

最近有證據表明生物因素與許多功能性癥狀相關。Rief [15]等認為內分泌和免疫系統，氨基酸及神經遞質可能起作用，他發現軀體化綜合癥病人有免疫功能變化，單核細胞活化(IL-IRA增加)，T淋巴細胞活動降低(CD8和IL-6降低)。

三 臨床表現

軀體化癥狀表現是復雜的，多部位，多樣性的，可以涉及任何器官和功能，可以模擬任何一種疾病表現。常見的癥狀是疼痛，疲乏無力，頭暈，呼吸急促，腹脹等，還可以表現為消化不良，腹瀉，咳嗽，行走困難，小便困難，暈厥或意識喪失等。年齡不同其臨床表現有所不同。Mullick[16]在112名患軀體形式障礙的兒童及青少年中發現，恐懼是最普遍的癥狀。兒童組腹痛不適最多，青少年組則更多地表現為頭痛。所有病例報告了平均14.21個軀體癥狀,男孩和女孩分別為13.75和14.61個，兩組沒有顯著性差異。但兒童組報告12.66個軀體化癥狀，青少年組為15.94個，兩者有顯著性差異。在軀體形式障礙的分類中，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軀體化障礙和軀體形式疼痛的診斷，兒童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和軀體形式自主神經功能失調類型較多，青少年軀體化障礙較多。Eggor[17]認為女孩的軀體化癥狀與情感障礙有較強相關，男孩則與行為分裂相關。對女孩來說，胃痛和頭痛以及單獨發生的肌肉骨骼疼痛與焦慮有關，而男孩胃痛與敵對及多動相關。表明男孩與女孩的精神生物學過程可能不同。一項對630名60歲以上的老年人的調查中發現，軀體形式疼痛很常見。71.8%的人報告了一個癥狀，50.5%報告了4個癥狀，23.4%為8個以上癥狀。與年輕組報告相反，老年婦女沒有報告比老年男性更多的軀體形式疼痛[18]。

四 診斷爭議

DSM-Ⅳ診斷標準，ICD-10診斷標準及我國的CCMD-3診斷標準在軀體形式障礙的分類上有所不同，存在爭議。

從1980年美國精神協會在DSM-Ⅲ診斷中設置了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以來，盡管ICD-10也設置了該診斷, DSM-Ⅲ不斷修改至今日的DSM-Ⅳ標準，但一直受到來自專家及病人的批評[19]。許多臨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對這個分類是不滿意的，認為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局限性[29]。軀體形式障礙的概念實際上暗示了這個綜合征的病因是清楚的，是心理障礙。有證據表現軀體形式障礙病因是多因素的，包括精神，社會因素及生物因素。用“醫學不能解釋的癥狀”的概念作為軀體形式障礙的核心特征是有問題的。在實際工作中，這類病人不接受疾病是由精神因素所致，阻礙了醫患合作。Kendeu認為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及分類沒有滿意的信度的效度[21]。Smith等認為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在指導治療上的價值有限[22]。中國許多精神科學者對“軀體樣”一詞也深感困惑[23]。許又新認為軀體化障礙的廣泛使用，將會在中國精神科架構里造成很多不當的診療[24]。從2001年CCMD-3標準中增加軀體形式障礙診斷以來，綜合醫院中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并沒有明顯增加，文獻報道不多。對診斷存在不同意見，楊菊賢等[25]認為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臨床各系統癥狀或太簡單或缺項，確診要求的病程過長，建議增加一些改進，更適用于綜合醫院非精神科醫生使用。

有許多學者提出對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進行改進。Henningsen[26] 等發現單純的軀體形式障礙病人把病因歸因為軀體因素，而抑郁和焦慮病人則歸因為精神因素。認為對這些病人疾病的歸因，在闡明常見的精神障礙顯著特征上有很大作用，對臨床評估是有意義的，建議在診斷中補充病人對病因認知的評估。

在疾病的命名上，選擇一個既能避免病因不清的假設，又能被病人接受的術語來準確描述病人。Stone等認為病人能夠接受功能性癥狀的診斷。[27]

精神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心境障礙可以在病人身上同時發生。有研究中發現,61%患軀體化障礙病人共患其他精神障礙[2]。在基層醫療機構的其他關于軀體化的研究也顯示有較高的精神障礙共存，特別是抑郁與軀體化障礙共存。在一項392名內科住院病人的調查中[28]，36%患軀體化障礙病人同時患有其他精神障礙，11%為抑郁，25%為焦慮。還有資料顯示軀體形式障礙，抑郁，焦慮診斷重疊率高達79.6%[26]。有人認為廢除這個類別診斷，把軀體形式障礙的診斷重新分配到其他組診斷中去，并認為重新修改軀體形式障礙診斷標準，是一個在綜合醫療機構中把軀體形式障礙病因，癥狀和精神病學整合的新機會[29]。

五 治療

1、認知行為治療: 被認為是目前軀體形式障礙有效的治療方法[30]。認為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減少軀體形式癥狀。行為治療包括[31]：

(1) 明確治療目標。通過評估，詢問的方式，幫助病人認識問題的實質，從而減少軀體形式癥狀。

(2) 在接受病*驗癥狀痛苦事實的基礎上，與病人一起討論癥狀的生物學和精神病學機制，鼓勵病人說出自己的疑慮和想法。

(3) 與病人一起，對疾病的解釋進行評估，對病人提出的論據進行審視。

(4) 減少不恰當的病態行為，改變通過過度醫療行為作為回避社會現實問題的行為模式。

2、藥物治療上，可以使用選擇性5羥色胺重攝取抑制劑類抗抑郁藥或其他抗抑郁藥。

3、中醫中藥治療有一定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