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確有一定傳染性，但傳染不是重點，重點在于診斷病因，找到治療方法

　　5月25日6時20分，19歲的李海停止了生命。

　　這位來自湖南醴陵的少年，在富士康科技集團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墜樓死亡，入職42天。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富士康集團接連發生11宗員工墜樓事件，共造成9死2重傷。跳樓事件讓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廠”“殺人工廠”的標簽，人們紛紛對富士康企業的管理制度產生質疑。

　　是什么讓鮮活的年輕生命猝然消失？富士康到底怎么了？本刊就此采訪資深時事評論員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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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輿論批評紛紛涌向富士康，你怎么看？

　　張平：富士康難辭其咎，只有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它才可以輕易組織幾十萬人進行低廉重復勞動。既然得到了這個好處，就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富士康不是最壞的血汗工廠，但并不代表它沒有問題。如此大規模的機械勞動，本身就是對人的異化。資本是一種權力，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權力越大受到的監督就應該越多，這很正常。它沒有什么可以喊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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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專家指出，與全國平均自殺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樓發生率不算高，甚至偏低。

　　張平：這種說法是不嚴肅的和極不負責任的。首先，發表這些意見的專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請，進行診斷和出謀劃策，容易被人誤解。其次，全國平均自殺率也太籠統，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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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每天仍有數千求職者想進入富士康，這是為何？

　　張平：與一般的中小企業相比，富士康比較正規、規范管理，工資較高且不拖欠，有保障，也有一些運動、醫療設施。但這只是在中國環境中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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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樓者多為80后、90后，有人說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心理素質問題。

　　張平：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很多子女成長環境單一，家庭過于寵愛。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意識到了但沒有找到成功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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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跳樓事件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張平：長遠來看，最主要是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讓勞工少了與資本抗衡的機會。工人在外沒有政治權利去表達，在內沒有示威游行及罷工等談判機制，而NGO等社會第三部門又很難進入幫助他們，遇到問題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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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勞工具有一種怎樣的身份認同？

　　張平：勞工作為一個公民有公民的權利，有其他社會屬性，比如投票權、參與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有勞動權也有休息權。在富士康，工人只有打工身份，沒有其他喘息機會，這是工廠和社會聯合對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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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理學專家指出，當一種現象成為熱點時，極易產生效仿心理。你怎么看？自殺會傳染嗎？

　　張平：自殺確有一定傳染性，但傳染不是重點，重點在于診斷病因，找到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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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阻止這種悲劇性傳染？

　　張平：從長期來看，需要借助社會力量來幫助他們。工廠對社會開放，讓心理志愿組織介入，讓一些員工找到更多的身份，他們不僅是工人還是社會人，越過高墻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讓心靈開闊起來。

　　富士康內部在制度管理上不能單追求效率，要多一些人性化考慮。除了嚴格的勞動紀律和工作，要保證員工有一定的業余生活，交流溝通，不能是家長式的管理。總之，內外都要更開放，讓社會更自由，讓員工更自在，而不是更加嚴格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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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其他國家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怎樣？

　　張平：西方大部分國家都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在美國、歐洲工會組織相當強大，為工人爭取各種權利，對資本權力形成有力的對抗。司法也必須獨立，讓人可以信賴和期待。比如說在美國有女工起訴沃爾瑪性別歧視，把個體官司打成了集體訴訟，也就是160萬名女工同時索賠，上個月聯邦上訴法院裁定集體訴訟成立，這在中國幾乎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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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善勞工權益？

　　張平：首先，應盡可能多地保障公民政治權利，讓他們有機會選擇承諾保障自己權益的領導。其次，盡可能多地開放一些社會第三部門，可以幫助工人更好地融入社會。第三，對資本權力要有充分的警惕和足夠的制衡機制。不能說資本是萬惡的，資本可以幫助就業、改善生活、提升文明。但是不去限制的話，可能就變成“吃人”的妖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