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謂的心理學“磚家”跳出來說，“按照衛生部統計，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10萬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40多萬人，約10萬分之二三左右，大學生我們也做過統計，大概10萬分之2到3左右。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所以，富士康的自殺率仍低于全國平均自殺率，還是很正常的。

　　按照這位心理學“磚家”的邏輯，富士康目前有42萬員工，42萬×10萬分之16，豈不是每年應該自殺死掉至少67個人才算正常呢?如果說一個42萬人口的城市，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散布在各處，有10萬分之16的人自殺，可能還不覺得異常，但在同一個企業內，如此短的時間接二連三跳樓，怎么還能說正常呢?

　　富士康公司顯然也認識到了這是不正常的，自“8連跳”之后、“9連跳”之前，富士康去請所謂的五臺山高僧來做法事，被媒體質疑后，富士康又說是善意的祈福，而不是迷信。不過我看報道說是富士康副總裁何友成委托一位葛姓男子來到深圳某武館，請武館館長去五臺山找些高僧。我看其中轉了這么多道彎，而且這個武館顯然要收中介費的嘛，看來請來的高僧可能是冒牌的。

　　那么，富士康公司為何如此頻繁發生跳樓事件呢?原因就在于富士康的企業形態。富士康是著名的全球500強企業，老板就是臺灣首富郭臺銘，但富士康卻與其他企業有所不同，富士康沒有自己的品牌，它只做代工。如果不是當年富士康高調狀告揭露其是血汗工廠的記者，索賠巨資，還把記者的私人財產查封了，我根本還不知道富士康是個什么企業。我此后才知道，幾乎所有世界名牌的電子產品，各種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手機，包括最新的售價高昂的iPhone手機，其實都是富士康生產的。但富士康只能收點代工費，而利潤大頭，當然都被那些品牌賺去了。有報道稱，富士康每生產一部iPhone手機，利潤只有3%，而蘋果公司每賣出一部iPhone手機，利潤是200美元。這有啥辦法呢，只能做代工，就是按照別人的圖紙生產，原料有別人提供或者指定采購，然后別人來驗收，技術都掌握在別人手里，當然只能利用大量廉價勞動力搞勞動密集型產業賺點小錢了。

　　很多人老以為生產電子產品就是高新技術產業了，其實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完全就是一個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制衣廠、制鞋廠差不了多少。在這種情況下，富士康作為企業要生存發展，就只有把層層壓力往下壓力，直到壓在最底層的一線員工上。“9連跳”幾乎全部是一線員工，就說明了這點。

　　馬克思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概念——“異化”，即人的生產及其產品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1980年代中期，獲平反不久的周揚，因為提出社會主義也存在“人的異化”，又再次遭批判。富士康公司，就是考察當今中國“人的異化”的最好標本。

　　在富士康公司，每個活生生的人，全部被異化為在流水線上把原材料變成產品的工具，只是流水線上的一個零件而已。1936年，卓別林就在著名的電影《摩登時代》里描繪過工人變成流水線的一個零件的悲劇。卓別林扮演一名在流水線上擰螺絲的工人主角夏爾洛，流水線高速運轉，卓別林也就高速地扭螺絲。以致后來他走在路上，也在持續扭螺絲的動作，停不下來了，最后成了精神病。

　　當然，富士康曾經振振有辭的辯解，它并非血汗工廠，因為富士康的員工待遇并不算很差。一線工人大概可以拿到兩三千元的月收入，并享有社保，而且和頻繁被曝光的欠薪工廠不同，富士康從來都是按時發薪。

　　但富士康和這些地下黑工廠的最大區別在于，富士康有42萬員工，聚集在深圳3平方公里的富士康產區內，他們每天6點多就得起床，如果不加班，只能拿到國家規定的900元最低工資，所以必須加班到晚上8點(當然，富士康會讓你簽一個自愿加班的書面協議，以便說他們從來沒有強迫工人加班)。流水線上的工作，是非常簡單乏味的。比如我印象很深的一則媒體報道是5月17日《三湘都市報》，5月6日凌晨跳樓身亡的富士康員工盧新，生前上班“要做的就是站在機器前，檢查電腦主機箱盒有無瑕疵，一兩秒鐘看一個，不斷簡單機械地重復”。也就是說，除了吃飯睡覺，就這樣一天看10幾個小時。一旦產品不良率超過規定，整個部門都要受到牽連處罰。他們每天除了上班，沒有任何社會生活、朋友交往。

　　《三湘都市報》調查的一個湖南籍工人小寶在富士康的工作時間表是這樣的：

　　6:50起床，花10-20分鐘洗漱，花10分鐘吃早餐，然后步行到公司，穿上統一的工作服裝;8：00準時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下午從1:30-5：30上班，再吃飯休息一小時，晚上8:00下班。

　　當然，從宏觀來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這個大機器的一個零件，跟隨著社會這個大機器運轉，但是具體到每個人，情況又有所不同。比如一個正常的人和企業，除了工作，至少還有社會生活，朋友交往等等，遇到工作壓力、情緒波動等等，還可以有其他渠道疏解，所以他們不會輕易自殺。住在城中村里的農民工，哪怕他的收入遠遠不如富士康，也不會有富士康那么高的自殺率。因為他有家人，有朋友，有同鄉之類。他們構成了他的社會交往的網絡，維系他的社會生活。即使是街頭的流浪漢，他們的自殺率也沒有富士康高，因為他們雖然經常飽一頓餓一頓的，但還有自由。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流浪漢大多會拒絕救助站的救助。因為住進救助站，就沒自由了。

　　而在富士康，不存在這樣的社會網絡，每個人都是單獨的人。企業為了維持最低利潤，把壓力分解到每個員工頭上，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全部被剝奪。他們每天除了上班加班外的剩余時間，能夠保證吃飯和睡覺就不錯了，哪有空余管別人的事情呢?所以又導致人情冷漠。

　　已經有報道稱有與自殺者的同宿舍一年的工人，竟然相互都不認識，從來沒說過話。《三湘都市報》的報道提到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工友間的冷漠：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工小英，因丟了錢包，門卡和錢全部掉了，不能到食堂吃飯。她想問寢室的室友怎么補辦，但所有人都對她愛理不理，更別提說借錢了。她又不想讓家里人知道擔心，只好在里面餓了兩天(廠區不能隨便出去，也不能隨便請假，否則都要罰錢)，一度在寢室里放肆哭，也沒人管。直到后來家里人打電話，她才忍不住向父親哭訴。小英說，直到現在，她才真正后悔自己讀書不用功。

　　最后一句話說得好，雖然大學生畢業現在也面臨就業難，甚至起薪還低民工，但多接受一點高等教育，總還有更多的機會和學習的基礎。沒有任何技術和文化，只能做流水線上最普通的工作，等到老了做不動，富士康隨時把你踢走。這個和主題無關，我扯遠了。

　　現在有一些御用學者在鼓吹所謂的“中國模式”多好多好，其實中國高速發展的所謂“中國模式”，就是低權利、低工資、低地價及剝削農民和農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富士康就是這種“中國模式”的典型。但這完全不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終究是要破產的。

　　比如工人不可能永遠維持低工資，所以現在廣東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正打算搬遷到西部乃至越南等更廉價勞動力的地方去，還留在原地的利潤越來越低，就只能殘酷的壓榨工人，也就導致問題不斷出現，富士康的9連跳就說明這種所謂“中國模式”是維持不下去的。一定要搞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