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漸成社會思潮，除了企業的道德缺失，還從商業層面回應了中國“人口紅利”行將消亡的論點。

　　當一名富士康華南培訓中心員工5月25日凌晨從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觀瀾園區縱身躍下時，富士康今年前5個月在大陸已有11名員工跳樓，導致9死2傷。有人沒心沒肺地說：都跳了一支足球隊了。此前郭臺銘請來山西五臺山高僧到深圳做法事，富士康開通了“員工關愛中心”的心理咨詢熱線，深圳市的聯合調查組也已進駐富士康，但這些都沒有阻止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日趨“常態化”。怪不得有人說，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富士康廠區全部“蓋平房”。

　　富士康員工自殺率并不比中國平均自殺率高，選擇跳樓自殺的原因也涉及到情感問題、工作壓力等多種因素，但“十一跳”已不是什么獨立或偶發事件，以80后、90后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值得全社會關注。另一方面，從之前的可口可樂、戴爾到現在的微軟、蘋果，這些500強企業在中國的代工廠都有“血汗工廠”之嫌，只不過沒有像“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那樣似乎被“自殺魔咒”纏繞。

　　5月18日，京滬粵港的9位社會學家聯名發布公開信，指出富士康悲劇是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在過去30年里，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如今全社會應該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工作入虎穴

　　這一陣子，一名富士康前員工寫的小說《畢業出狼窩，工作入虎穴》十分暢銷。出生于1982年的作者青桐曾經于2005年到2008年供職于深圳富士康，并從一名最普通的基層員工成長為一名生產主管，她書中的經歷真實反映了富士康員工的生存狀態。

　　青桐在富士康的第一個職位是“線長”，這是一個帶120個工人的初級管理職位，主要處理各種事務性工作，線上的工人主要是來自湖北、四川等內地省份的女孩，她們遇到的問題集中在婚戀、家里遇到各種急難等。對于當時只有23歲的青桐來說，這份工作并不輕松。她回憶說：“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沒有娛樂，沒有周末，極少休息。”雖然現在富士康集團規定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多數普通工人不得不通過更多的加班來提高自己的收入。即便如此，富士康普通員工在高消費的深圳也只能基本滿足溫飽。

　　富士康已在大陸20座城市設廠，擁有約80萬員工，其內部有九大事業群，每個事業群內部還有很多產品事業處，不但每時每刻有大量的員工辭職和進入，而且為了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資源，各個事業處之間還根據訂單的狀況，隨時調配流水線工人。這就造成富士康的人員頻繁更替，很多員工在彼此還不熟悉時就已經分別了，更談不上互相建立信任。同一寢室的員工很可能不在一條生產線上班，平時沒有什么業余時間，加上流動性又很強，所以員工們身邊多是“熟悉的陌生人”。 一些富士康的基層管理人員也確實不關心手下員工。有一次，一名員工連續3天沒有上班，主管線長以為她離開工廠了，于是為其報請自動離職。結果行政人員到宿舍后才發現，這位員工發高燒已在床上躺了3天。

　　2007年，當時和青桐同棟樓的一個女工懷孕后被男方拋棄，最終跳樓自殺。那時的富士康是一個女多男少的時代，女工在戀愛方面經常被玩弄。而如今的富士康男女比例不再那么懸殊，但是壓抑的工作氛圍讓戀愛也成了奢侈品。廠區里找不到地方談戀愛，整個深圳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并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有些男員工干脆去附近的黑網吧解決“荷爾蒙”沖動。

　　青桐對于富士康“十一跳”有自己的理解，她認為基層員工缺乏和管理層的溝通和員工的不穩定性是重要原因。“線工多是年輕人，他們精力充沛，對未來抱有期待，同時又容易情緒波動，他們渴望豐富的業余生活，但現實生活又太過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沒有給他們搭建交往的平臺，下了班，他們就是孤立的個體。龐大的集團管理要求80萬人步調一致，強調的是共性；而現在是一個個體意識覺醒的時代，年輕的產業工人要求體現個性，這必然會產生矛盾。”

　　這種觀點得到了專家學者的支持。5月18日，在富士康發生“九連跳”4天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原和郭于華等9位學者聯名發布公開信，指出中國“以‘農民工’的身份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與農村之間，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

　　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深圳建廠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制造商，世界五百強的第109位，連續7年雄踞中國大陸出口企業榜首。雖然郭臺銘在“十一跳”后稱富士康絕非血汗工廠，很多事暫不能說。但專家們認為，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