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學者郭巍青做客嶺南大講壇暢談《民工荒與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他認為“80后”農民工被媒體和社會妖魔化，“他們應該自己站出來表述自我”。

“民工荒”成了2010春節后最熱門的話題，很多企業主和媒體將其歸因于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的轉變。

歷時半年，郭巍青連同記者專家做了1500份農民工問卷調查，其中56.9%是“80后”新生代農民工。郭巍青的調查結果是三個“相去甚遠”：第一，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的生存狀況，與“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改革成果”的理想目標相距甚遠。第二，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與“轉化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理想目標相距甚遠。第三，農民工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與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應有能力以及制度目標相距甚遠。

郭巍青說，參與調查的中山大學同學反饋，不少接受調查的“80后”新生代農民工有一些共同點：他們不愿意加班、不愿意“包吃包住”困在一個小空間工作、甚至不太在乎工資是多幾百元還是少幾百元，他們更看重朋友圈子和未來發展前途等等，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說他們是“嬌生慣養”。

郭巍青認為公眾話語系統中，文化、經濟、社會方面都對新生代農民工作了“妖魔化”解讀，而他們自己——— 近2億的“80后”農民工，站出來表述自我的可謂寥寥可數。

郭巍青認為，社會描述中含有冷酷的因果關系顛倒與個人心理歸咎，留守兒童或者跟隨父母在不同的城市里流動，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這本來是國家政策、制度、城鄉二元分割的一個巨大的制度缺陷，現在將這個缺陷作為一個背景隱藏到后面去了，突顯個人的心理扭曲和行為錯位，于是留守兒童的問題就轉化為家庭沒有正確的教育;無根漂泊與讀書難問題轉化為“內心失去善惡標準”。

郭巍青指出，至于認為新生代農民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直接導致民工荒的說法更是隱藏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普通工人標準的視覺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郭巍青更愿意把80后農民工稱為“底層青年”，他希望這些“底層青年”都能向開博客的新生代農民工萬小刀學習，勇于表達自身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