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人平時很優秀，但是一到大的場面，重要的時刻就容易發揮失常。若干年前，有一位跳高運動員在比賽中打破世界紀錄，贏得國人一片喝彩聲。奧運會臨近，此運動員在幾場熱身賽中多取得優異成績，國人對其在奧運會上摘取金牌自然寄予厚望。而此運動員承載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上場，水平發揮失常，讓人大失所望。

競技場上類似之事多矣。運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在重要時刻，如果一味地加重運動員的心理負擔，反而會影響其水平發揮。所以，有經驗的教練員、心理素質好的運動員多善于減輕壓力，關鍵時刻不去想什么金牌、房子、汽車等獎勵，很可能倒有平穩乃至超常的發揮，取得優異的成績。

文化學術界與體育競技相去較遠，但也有類似的問題，甚至是更復雜，因為使文化工作者“患得患失”的卻不僅僅是金牌獎品。

曹禺23歲就寫出《雷雨》，震動了文壇，此后佳作迭出，《日出》《北京人》《原野》……39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獲得了很高的名譽地位，生活條件有很大改善，卻沒有寫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至少是沒有超越他自己過去的高峰。其外部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被寫作以外的活動占去太多的時間，歷次政治運動的壓力，“左”傾文藝思潮的干擾等等。然而，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進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別人的議論，尤其重視領導對自己的看法與態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響，在創作上愈來愈缺乏自信，這些都顯示了曹禺性格中軟弱世俗的一面。

1951年，曹禺主動提出要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得到領導上的贊許，于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了《明朗的天》，結果是一次失敗，原因在于他放棄了自己的創作個性與一貫的創作方法，按照主題先行的路子，根據明確的主題思想去“深入”生活，找人談話，選擇人物，設計情節，而且每寫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唯恐“歪曲了生活”，“違反了政策”。這樣寫出來的東西還經過多次審查反復修改，保證沒有政治上的錯誤，最后的結果是劇中人物成了傳聲筒，劇本成了宣傳品，既沒有揭示人物靈魂的復雜性，又少有真正的激情，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詩意與美感。表面上，看所有人物情節都來自生活，實際上卻遠離了生活的真實。

曹禺晚年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他的好友、著名藝術家黃永玉以坦誠的語氣給他寫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