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波默斯基是一個專門從事幸福感持久性研究的實驗心理學家，她對幸福的理解要比大多數普羅百姓深刻得多。她決不會和我們一樣蠢到把自己的幸福僅僅寄托在區區一輛新車上，或者寄托在我們都會碰到的那些好運上。我們似乎總能適應一切，包括幸福感，這種適應會讓我們很快回到幸福感的正常水平(這樣就等于沒有了幸福的感覺——譯者注)。關于“幸福感的適應性現象”，70年代曾經有一次經典的研究，研究對象是樂透彩中獎者。結果表明，這些突發橫財的中獎者一年之后的幸福感覺和那些沒中過獎的人已經沒有什么差別。這種幸福感的適應性現象，可以用來解釋人生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我們一生中都會面對各種重大變化，如加薪、結婚、健康和住新家等，為什么這些因素對提高我們個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不僅如此，對雙胞胎和被領養者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每個人的幸福感水平都有一半左右是生就的。這條“遺傳界線”讓“裝著幸福的玻璃杯”看上去總有一半是空著的，因為不管往這個杯子里注入多少幸福，高于這條界線的幸福感都注定要慢慢漏掉，幸福感最終都要回到遺傳設定好的那條界線上。

密蘇里-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健能·謝爾頓是柳波默斯基的主要合作者，他說：“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種(象彈簧一樣的)應力現象。例如，有人以為人是可以干預幸福感的，只要選準了正確的人生目標，就能做到這一點。可是各種有關的研究文獻都表明，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反而表明(一種近乎殘酷的現實)：幸福感上去多少，就得回落多少。”

柳波默斯基、謝爾頓和另一名心理學家，即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德大衛·史卡德，把各有關研究成果綜合起來，并用“蛋糕圖”的形式把影響幸福感的種種因素標示出來。這塊蛋糕的一半就是遺傳設定好的那一半，而最小的那一片蛋糕表示的是環境因素，說明人們幸福感的差別有10%是由環境決定的。那么剩余的那40%是什么呢?柳波默斯基說：“由于以前沒人開展過類似的綜合研究，這一塊到現在還講不清楚。”不過她相信的一點是，如果撇開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不談，再剔除各種錯誤因子，那么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必然是個人的“主觀行為”，即為了抵抗適應性的下拉力而必須采取的各種心理對策與行為對策。

柳波默斯基一直在研究的就是這種行為，她希望為人們尋找一種能夠把幸福感長期保持在遺傳基線水平上的各種行為對策。從理論上講，這種行為是必然存在的，這和運動員通過加強鍛煉和飲食控制可以把體重控制在遺傳設定的天生水平以下的做法完全是一回事。可在柳波默斯基之前，這個“關于提高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存在一個很大的真空地帶”。柳波默斯基的導師、賓西法尼亞大學著名心理學家、積極心理學奠基人馬丁·舍利格曼解釋說：“有些科學研究實際上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特別是樂透彩的研究，往往使人們羞于啟齒。”對幸福感的總體情況開展綜合分析的時候，主要都是通過相關的間接研究進行的，這就很難判斷幸福感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誰先誰后的關系，何況判斷其因果關系。因此，與其直接詢問那些孤獨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滿意，倒不如去了解那些有廣泛社會關系的人，例如，可以向他們了解這樣一些問題：朋友是否讓他們感到快樂?或者，快樂的人是否更希望尋求更多的朋友，或者本來就吸引更多的朋友?

1989年，柳波默斯基本來正在攻讀研究生，后來由于和自己的導師有一次高深的對話，而決定研究幸福感。她的導師里·羅素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向她說起他的一個特別懂得快樂的朋友，給她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羅素說，這個朋友的父母雙親都在納粹大屠殺中命赴黃泉。羅素解釋說，對于這個懂得快樂的人而言，大屠殺給人的啟示就是，一個人如果因雞毛蒜皮一類的事情而不開心，那就太不合適，甚至太不儒雅了，相反，人應該在生活中、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努力找到自己的快樂。盡管心理學家早就知道，不同的人對于同樣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看法，可是這些看法對個人的幸福感到底有著怎樣的影響，則沒有什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