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能力不是一系列技能的組合，而是自信果敢的性格與判斷力的結(jié)合。自信果敢的性格，且不說是否跟遺傳基因有關，至少是一個人漫長的成長過程中養(yǎng)成的。所以，讓一個不自信果敢的人變得自信果敢，實在是不容易。判斷力則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個人的基本智力，這種基本智力既是其他能力的基礎，又是學習新能力的基礎。另一方面是經(jīng)驗的積累。前者很難培養(yǎng)，后者則必須經(jīng)過多年的沉淀。

毛澤東是我所知道的歷史上最自信果敢的名人之一。在我看來，有至少四件事最能體現(xiàn)毛澤東的自信：第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在遵義會議上以自信和戰(zhàn)略思維贏得領導地位;第二，在抗日戰(zhàn)爭一年后中國瀕臨亡國邊緣的時候，樂觀自信，分析入理，指出中國必勝;第三，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以劣勢兵力和裝備，敢于同強大的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第四，在朝鮮戰(zhàn)爭的時候以劣勢的裝備和國力，敢于對美國人作戰(zhàn)。

毛澤東怎么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進而成為這個新國家的締造者?我們看看毛澤東的傳記，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革命生涯有一個轉(zhuǎn)折點——那就是遵義會議。

開遵義會議的時候，我們盡可以發(fā)揮想象力，想象一下當時紅軍的處境有多么悲慘。中央紅軍主力由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為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3萬多人。

那個時候，戰(zhàn)略問題還是有不同意見，但更多的是一個士氣的問題、信心的問題。

只有毛澤東非常自信，而且非常果斷地提出了一步一步怎么走。不同意見者有之，但士氣提振起來了，大家都聽他的。

不要小看這個自信心，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的自信心在一般人看來幾乎是不切實際的。當時幾乎沒有人能做到毛澤東的自信。

職位帶來的權(quán)力(position power)不如人格的力量。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zhàn)爭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zhàn)》，指出，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解放戰(zhàn)爭，毛澤東面對的是幾倍于自己的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他對美國記者說：所有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從國內(nèi)打到國外，毛澤東的自信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反而與日俱增。

毛澤東高度自信，而且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他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能上的。

當然，自信果敢不可過度。自信果敢，必須以良好的判斷力為基礎。而且，一定要避免自信果敢發(fā)展成自戀和自負。

邁克爾·麥考比(Michael Maccoby)在《哈佛商業(yè)評論》發(fā)表一篇文章，題為：《自戀的領導人：難以置信的優(yōu)點，難以避免的缺點》 (Narcissistic Leaders: The Incredible Pros, the inevitable Cons)。他認為微軟的比爾·蓋茨、GE的杰克·韋爾奇、 沃爾沃前CEO佩爾·吉林哈默( Pehr Gyllenhammar )都屬于自戀型領導人，他們都推動了各自公司的發(fā)展。他認為佩爾同時也體現(xiàn)了自戀者不好的一面：由于沉溺于過去的成功，他不聽其他人的意見與法國雷諾汽車兼并。由于這個做法招致強烈的不滿，佩爾本人被迫辭職。

一般來說，自戀者自負，他們抗拒批評、缺少同理心、喜歡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而自負與自信，沒有截然的分界線。高度自信的人，往往帶有自戀者固有的缺陷。

記住，當我們選擇一個高度自信的領導人時，同時也必然選擇了他身上自負的缺點。關鍵是，如何避免這些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