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中，用資產的現金價值來衡量公司;對人而言，幸福感應該是我們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因為它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

金錢除了可以提供食物和居所外(不是指魚翅和城堡)，只是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有趣的是，我們經常搞不清楚目標和手段的區別，而犧牲幸福(目標)來換取金錢(手段)。

當社會上普遍認為財富的積累是人生目標的時候，我們很容易犯這類錯誤。并不是說賺錢或存錢是錯誤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幫助個人甚至社會得到更多的幸福。金錢上的保障，可以讓我們向不喜歡的工作說“不”，或是讓我們不為賬單煩惱。還有，賺錢的欲望可以成為積極的挑戰，甚至給我們啟發。但是，金錢本身并沒有價值，而是因為它可以帶來一些豐富的經歷。物質本身并不能給生命帶來意義或是精神上的財富。

研究顯示，財富與幸福之間的關系不同于我們通常的認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幸福調查中，心理學家大衛邁爾斯(David Myers)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幸福與財富之間的關聯性非常低，唯一的例外是在一些極窮困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得不到滿足。此外，還有報告指出，在過去的50年里，美國每一代人的富有程度越來越高，但幸福指數卻沒有什么變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過去幾年里，將注意力轉到了有關幸福的研究上。在他的研究中，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們幾乎沒有找到幸福和財富的必然聯系。

大部分的人會認為高收入=快樂，但事實上這個說法是極虛幻的。高收入的人對生活會比較滿足，但不會因此而比其他人更幸福，他們甚至更容易緊張，也不太會去享受生活。收入對于生活的影響是短暫的。我們認為，人們之所以會過度地去宣揚收入就是幸福的標準，是因為他們只是用傳統的視角衡量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

令人驚訝的是，許多人在富有之后居然比在努力致富的過程中還要沮喪。“忙碌奔波型”的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可以為將來帶來好處，這樣想可以減少他們的負面情緒，然而一旦達到目標，發現所得到的無法使自己快樂時，他們就無法自拔了。這時，他們會充滿了絕望，因為沒有目標他們就失去了幸福的指望。

太多成功的人有著壓力和煩惱的問題，他們甚至因此而酗酒或是吸毒。矛盾的是，成功反而使他們不開心，在成功之前他們可能也曾有不開心的日子，但他們一直相信，只要成功了，他們就會得到幸福。而當他們達到目的時才發現，原來所期望的根本就不存在。而在此時，他們感到他們的幻想(也是很多普通人的幻想)——物質和地位可以帶來永久的幸福破滅了，而陷入“現在怎么辦”的深谷。在發現他們所有的努力和犧牲并不能帶來幸福后，他們一個個都掉進了“習得性無助”的深淵。他們接著成為“虛無主義”的典型，相信世上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來快樂，于是就去找尋另外一些毀滅性的解除痛苦的方法。

既然財富無法使人幸福，為何還是令我們如此癡迷呢?為什么獲得財富可以超過尋找生命的意義呢?為什么我們以物質為標準作決定時，可以這么自然，而以內心為標準的時候卻這么困難呢?

從進化的角度看，有可能是遠古歷史影響了我們現在的行為。當人類還在原始時代時，更多的物質資源決定我們是否可以度過下一個嚴冬或是自然災害，因此，儲存成為一種習慣。至今，很多未來已經相當有保障的人，仍然在拼命儲蓄。儲蓄不再是為了生存，而僅僅是為了“儲蓄”。我們不再為生活而儲蓄，而是為儲蓄而生活。

在決定和判斷的過程中，人們通常也會將物質放在精神之前去考慮，主要原因是物質容易計算。我們習慣性地對物質作出評價，比如財富和聲望，而不是難以衡量的情緒或意義。我們所羨慕的是物質上的東西。有錢人因為他們的財富被尊敬，就好像物質變成了用來衡量的唯一標準。學術界的人，以出版量作為升職的標準。我們在每一個時期結束時，會以物質上的東西來衡量我們的成果，例如我們“賺了”多少。就像勞倫斯波特(Laurence G. Boldt)在《禪宗與生活的藝術》(Zen and the Art of Making a Living)里說的：社會教我們的道理就是物質至上，只在乎那些可以“數”得出來的東西。房子的價值可以用錢的數量衡量出來，而我們對家庭的愛卻不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在書店可能是10元一本，它給每個人所帶來的價值卻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