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事件，如颶風、地震、海嘯等，發生的概率雖然一般不大，但一旦發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造成的損失卻十分巨大的。Faulkner(2001)將災難定義為：幾乎不可控的、帶來悲慘性后果的、不可預期的突發事件。因為災難事件所具有的小概率、高風險、高代價等特點，故也被學術界稱為“小概率高風險事件”。

災難事件不僅極大地影響到人們的生活適應和情緒狀態(創傷后癥候群，PTSD;抑郁，焦慮等)，而且會影響到人們的判斷和決策。例如，在1986年Chernobyl核事故之后， Havenaar等人(2003)發現在受輻射地區和未受輻射地區的被試者在自我報告的“風險知覺”和“信息可信性”上都存在著顯著差異。Sacco等人(2003)則報告，“9?11”恐怖襲擊后人們更加傾向風險規避，決策更保守。研究者們認為，“這種信心的變化不僅源于襲擊事件的心理沖擊，也源于突然增大了未來的行為和反應的不確定性”。

不安全感使公眾會變得更加保守

風險決策是指決策者在面臨兩個或兩個以上不確定的決策后果時所產生的復雜心理過程，不確定性就意味著風險。在面臨風險決策時，正如Wu(2004)等人舉例的那樣，“如果你相信會發洪水，那么購買洪災保險(flood insurance)就是明智的選擇;反之如果你認為不會有洪水，那么購買此保險就不是個好主意”。而小概率高風險的災難事件的發生，會使人們對可能結果的概率或期望價值的知覺和判斷發生顯著的變化。比如“9?11”后，美國人更多地選擇駕車出行替代乘坐飛機(Gigerenzer， 2004)。Sacco等人(2003)的實驗也發現，在“9?11”恐怖分子襲擊后，由于災難導致的不安全感，公眾會變得更加保守、更不愿冒險。

近期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李紓、李金珍等人在2008年南方雪災和汶川地震后所做的研究卻發現，在面臨“損失”時，人們的確更加傾向風險規避;而在面臨“獲得”時，卻更加傾向風險尋求。這一研究結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2003)的結論。災難后的風險態度不能簡單描述為更加側重風險尋求或規避。更合理的提法應該是，災難后人們會表現出更加高估小概率這一穩定傾向。

同時，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ahneman和心理學家Tversky(1979)的觀點，高估小概率可以用來解釋人們購買彩票和保險的行為。研究發現，地震后人們對于彩票和保險的購買意愿的確都增強了。進一步分析發現，Sacco等人(2003)所用題目中的變量參數與Kahneman和Tversky(1979)所用的參數雖然在“貨幣價值”(economically)上相等，但在“數值”(numerically)上卻并不相等。而數值的大小變化本身就會引起人們在風險態度上的變化。根據李紓(Li，1998)總結的風險態度“四折”模型(a four-fold pattern of risk attitudes)――對于小的確定物(Sure Thing，ST)而言，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尋求，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規避;但對于大的ST，人們則表現出面臨“獲得”時傾向于風險規避，而面臨“損失”時傾向于風險尋求――可以看出，Sacco 等人(2003)與Kahneman和Tversky(1979)研究中風險態度的差異很可能是由于ST的變化所造成的，而不能簡單歸因于“9?11”這一災難事件的影響。

使時間的延遲更加不確定

日常行為決策中，人們經常要對發生在未來某一時間的結果作出判斷或選擇。這種“結果發生在不同時間點上的選擇”被稱為跨期選擇。跨期選擇的“時間折扣”觀點認為，獎賞物的主觀價值隨時間的延遲而降低。跨期選擇是決策研究領域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很多涉及自我控制的情形下，比如賭博、酒精(和藥物)濫用等等。

對于跨期選擇的一種解釋是，在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中，未來的獲得是不確定的，時間上的延遲隱含著風險。例如動物的覓食行為可能被捕獵者或入侵者打斷，食物可能被競爭者搶走，甚至可能在成功地吃到食物之前意外死亡。在人類當中，也可能會發生不遵守關于未來獎賞的承諾的情況。根據這種觀點，人們寧愿要現在馬上可得的較小的獎賞，而不愿意要以后的更大的獎賞，是因為時間的延遲使大的獎賞更不確定。在汶川地震前半年和地震后哀悼日，以北京高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實驗室研究顯示，地震之后人們更加傾向于要“現在的獲得”，更傾向于承受“以后的損失”，也就是說，小概率高風險事件的發生，使時間的延遲顯得更加不確定，地震之后人們的時間折扣效應更強。

這一研究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比如可以為災后酒精濫用增加等現象提供合理的理論解釋。成癮理論認為大的時間折扣率會增加酒精和藥物等成癮的風險。災難事件后的酒精濫用風險如果是增大的時間折扣率引起的，那么在災后干預工作中可以將時間折扣率作為指標，用來甄別存在酒精濫用危險的人群，并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干預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