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癌癥，不同家境、經濟、背景的人都有不同的選擇和處理方式。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們都希望得病的那位可以控制病情、延續生命，或至少在彌留之際感到開心、得體。

我們聽說了一位戰友的抗癌故事，他也愿意與大家分享這段經歷，給也許正在面臨很多選擇的你。

「生活總在逼迫你做出選擇，盡管有時候你別無選擇。」

一

我的父親是退休干部，母親是退休工人，家住西北某省區。

父親去世已經很久，許多記憶已經模糊，如何聯系醫院、如何陪護、如何安慰，甚至如何辦理喪事，細節幾乎都被遺忘，但我們整個家庭因父親患癌癥而被徹底改變。或許每個普通家庭在歷經這種折磨后都會如此。

從 2008 年 5 月的一個晚上說起吧，具體時間已記不清了。

當時我正在家玩網絡游戲。那些天，我們一個游戲玩伴的父親得了癌癥，他不能繼續玩游戲了，理由是家里沒什么錢，他能做的就是帶父親去幾處名勝古跡看看。聽那意思，旅游一結束，他父親就回家等死。

當時我生活無憂無慮，女友正和我商議著結婚，我也在盤算著如何向家里開口要錢。對那位不幸的玩伴，我表面一番安慰，內心則有幾分鄙夷：「要是我，砸鍋賣鐵也得治。」

那晚，母親來電，婉轉告訴我父親查出癌癥的消息。

二

父母在我的鼓動下來到北京，帶著僅有的 8 萬元存款。其實我當時并沒想清楚怎么辦，只是相對六神無主的父母，我態度顯得更堅決而已。

在這個家里，我是最小的兒子，一直沒有話語權，從沒有任何事要我操心。

「我這條命就交給你了!」聽了我對直腸癌、即將入住的腫瘤醫院，以及醫院里子虛烏有的熟人天花亂墜的介紹，父親冒出這么一句話。但我的那套說辭只是出于對他們的安慰。

我不知如何接話，巨大的壓力使我在那天接下來的時間里沉默寡言。

首先是巨額的治療費用。

和很多北漂一樣，我沒攢下錢。為了讓父母住得舒坦一些，方便去醫院，也方便我上班，我說服了同在北京的大哥，咬牙在一號線地鐵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父母來了以后，我拉著女友搬進了 3 平米的書房打地鋪。

我對癌癥的花銷沒有準確概念，只知道治療癌癥這個理由很難借到錢，但我還是借到了 3 萬元。

我告訴父母，這是我的存款，不夠還有。母親表情痛苦地不斷和我計算，說：「你爸單位不錯，這次說了，能報銷的比例很高，一報銷錢就可以給你，你還要結婚。」

其實，在得知父親得了癌癥后，我就打消了結婚的念頭。看到父母帶來的那點存款，我才知道，即便父親沒有得病，家里也給不了什么錢。

我至今還感激我的女友，雖然后來她最終無法承受這個重壓。

她是北京本地人，家境不錯，我把父母接來，讓她和我一起過苦日子，但當時她不但不抱怨，還盡力幫我安撫父母，學習如何照顧病人。只是偶爾，在 3 平米的地鋪上，會流露出對未來的擔憂。

而我，只能拍著胸脯保證一個我也說不清的未來。

三

僅僅 7 天時間，那 10 萬元就在醫院消耗殆盡。

我面臨第一次無奈的選擇。異地醫保只能先墊付，然后回老家報銷。父親手術后即將化療。醫院給我計算的費用是一個療程接近 5 萬元，一年下來將近 30 萬元。

這遠遠超出我的承受能力。

我硬著頭皮召集三兄弟的家庭會議。我主張「砸鍋賣鐵」救父親。但老大、老二對每人 10 萬元的方案沒有接受意愿。老大直接表示沒錢;老二講了很多道理：第一，砸鍋賣鐵也救不了命;第二，錢都花了，母親怎么辦?

我確實無法回答老二提出的這兩個問題。家庭會議的結果是：父母除了回老家，別無他法;我們兄弟仨每人拿出 1 萬元，給父母作為報銷前的過渡之用。大哥在北京打工，一個月只有 4000 元工資。很多年后，我聽他說，那次他向公司預支了兩個月薪水。

但他們的態度讓我難以釋懷，很長一段時間，我看到兩個親兄弟就生氣，他們對我也極為不滿：我魯莽且動輒拿「孝順」、「養育之恩」說事，似乎三個人中只有我孝順。而老大出錢的不痛快，我對他的不滿遠超出了對老二的意見。這憤怒再無法壓抑時，我深深地傷害了他。

四

醫生說，父親是直腸癌晚期，即便做了手術，也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帶著父親，跑遍了北京治療直腸癌的醫院，還去看了中醫。老二甚至帶著父母去了寺廟祈福。

2008 年 8 月 8 日，我們搭乘最早的一班飛機回新疆。去機場的路上，我特意讓司機繞道北四環。鳥巢在晨霧中只看得清輪廓，在父母心中，這是一個偉大的地方，為了他們開心，我也裝得大驚小怪。

一直到 2010 年底，父親化療一個月、休息一個月，醫院的病床和家里的床，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內容。每次我打電話回家，除了安慰父親，就是和母親討論治療費用。

給父親用恩度作為靶向藥物配合化療，一天一針，一針 500 元，比它效果好的阿瓦斯汀，價格是它的 10 倍，我們用不起。

即便如此，一個月療程的費用也將近 3 萬，父親醫保全年的報銷額度不足 18 萬，另外的費用要自己籌集。

父親知道我們很難，他每隔一兩個月便給我們找一些麻煩：比如抱怨護士扎針不好拒絕繼續化療，比如以醫院「黑錢」為由拒絕住院。全家人用各自的方式勉強維持著治療。

生活每天似乎都在填補一個沒有盡頭的窟窿。

五

2010 年年中，我將父母再次接到北京做術后復查。這次一切按部就班。老大早已搬了出去，除了過年在家里見過幾天，我們同在一個城市，卻很少往來。只是偶爾在網上互致問候，我提醒他要給家里打電話，他提醒我少吃肉，注意健康。老二為方便看父母，也到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我的隔壁，但我們也是幾天都不見一面。

這次父母只待了半個月，本打算第二次手術，但醫生打開腹腔后，決定什么也不做，又縫合了。我知道這代表著徹底沒救了，但依然向父母天花亂墜吹噓著醫生的樂觀。

2010 年底，化療擊垮了父親的身體，由于高燒不退，化療療程被迫中止。腫瘤嚴重侵蝕身體，引發肛周囊腫。親戚為父親打了一把特殊的支架，除了 2 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洗手間成了父親唯一的生活空間。

2011 年除夕，距離父親去世還有 15 天，這天醫生電話告訴一個好消息：「恩度可以納入醫保了。」這絕對算是最好的新年禮物，大年初八，我父親就可以暫時再住進醫院，開始化療。

六

我沒有等到父親住院便返回北京。整個新年父親都沒怎么吃東西，我走的那天早上，他特意陪我吃了餃子，我很久沒見他這么好的胃口，給他倒了一杯紅酒。后來醫生說，那時父親已再次腸梗阻了，不能進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醫生來電，委婉地讓我準備后事。前一天他還和我商量父親的化療方案。

2011 年 2 月 18 日凌晨 5 點，我被母親的電話吵醒：「你可要快點回來。」語氣十分平靜。我知道，這一刻來臨了。

6 點開始，我便近乎瘋狂地撥打各種飛機訂票電話。一張票也買不到。那半天過得極為恍惚，像孩子一樣哭著給母親電話，哀求、謾罵航空公司的客服。絕望中，我給父親發了一條短信：「我知道你已經看不見這條短信了，但我希望你能堅持，你的兒子一定回來!」

那天是我在這件事上最后一筆大的開銷，我和妻子候補到兩張頭等艙的機票。總價超過一萬。登機前一刻，我撥通了剛剛趕到醫院的老二，但他告訴我說，父親已經走了。

我沒有忍住淚水，但還是努力穩定情緒，甚至品嘗了頭等艙的果盤，這是我第一次乘坐頭等艙。

一些近兩年都不常見的親戚們，悉數到場，盡心盡力地安排后事，甚至顯得母親和我們三個兄弟有些多余。

或許誰都知道，這件事情結束了。他們可以一次性釋放情感，此時的父親對任何人都不再是拖累，他是個好父親、好兄長、好弟弟。

三天祭日之后，家里清凈下來。

老大老二什么都沒說就返回了工作崗位。我決定把母親接到北京來生活。那一個月里，母親在家和自己說話，背誦毛主席語錄，大聲唱著她喜歡的歌曲。

接母親到北京時，她正埋怨當地醫生對她的誤診。由于此前兩年操勞過度，母親在這一個月里聽力突然失聰。

是的，照顧癌癥病人的可怕辛勞，一直是母親一個人在承受。

父親的癌癥，不但耗盡了全家所有積蓄，還讓我們三兄弟負債累累。我們三兄弟各自在異地漂泊，都沒有能力重新組織這個家庭。用母親的話說，父親去世的那一刻，家就已經散了。

七

今天，母親跟著我當京漂，她經常獨自哭泣，她認為給我添了麻煩。

老大和我在同一座城市，我們一年會見上兩次面。老二遠赴福建，每次到北京，總會客氣地先打個電話，問住在家里是否方便。至于親戚們，基本上不會有往來了。

當年，我完全被疾病打懵了，給我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

現在我知道了，其實和疾病相處，也是一項技藝，需要反復練習。但遺憾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似乎并不完全具備這項技藝。

而疾病乃是人生之常態， 在中國，每 10 個人就有一個患有糖尿病;每 4 個人中有一個高血壓患者;在一生中，人有 22% 的幾率會遭遇癌癥。

在人生的某一刻開始，你可能要熟悉它，熟練地和它們打交道。

對于疾病而言，治愈終究是一個小概率的事件。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道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張曉東告訴我，人類 90% 以上的疾病是很難治愈的。

癌癥和罕見病這樣的難治性疾病自不必說，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也長期服藥維持，就連感冒也是被人類的免疫系統，而非藥物所擊敗。

現代醫學，所能做的只能控制疾病進展、盡可能維持生活質量和延長生存。

而我們自己，需要學會和疾病的心平氣和地相處，保證生活不被它密實的牽引力所吸引脫軌，繼續能在軌道上運轉下去。

也許我們終將被疾病、衰老、死亡擊敗，但我們可以選擇和它們的相處方式。

愿你做的比我好，愿你沒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