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公民只有在死亡后才會被注銷戶口。然而，一位還健在的九旬孤寡老人任國蘭卻毫不知情地被當地村社注銷了，成為我市年齡最長的“黑人”。如今，任國蘭的侄男侄女正在四處奔走，幫助老人恢復戶籍，可是，這條看似簡單的“復活之路”卻如此漫長。

　　孤獨老人貧寒坎坷
　　好心姨侄女伸援手
　　任國蘭1919年5月生于達縣河市鎮。1937年，17歲的任國蘭經人介紹嫁入達城呂家，居住在老達城下河街。1944年，日本飛機轟炸達縣縣城，為了躲避日軍轟炸，任國蘭隨呂家搬遷到西外公社十一大隊（即后來的達縣地區罐頭廠附近）的呂家老屋居住。1958年，隨著罐頭廠的興建，當地三個生產隊要選其一遷走建廠。當時用了最原始的辦法來抽簽決定要遷走的生產隊，沒想到任國蘭所在生產隊被抽中。于是，任國蘭和丈夫又搬至八大隊五隊即后來的高峰洞社區五組居住。新的住址并沒有合適的房屋居住，他們只好住進一戶社員讓出的簡陋的單間里面。那幾年，由于受到全國大躍進運動和自然災害的影響，人們的生活十分艱難。1961年，任國蘭的丈夫由于營養跟不上不幸去世，任國蘭此后未再婚，膝下也無兒無女，開始了她長達半個世紀的孤獨生活。
　　不久，任國蘭所住社員家的兒子當兵回來，這個簡陋的單間也不能容納她了，任國蘭只好搬進了另一個更為狹小的房間。這個本來就不大的單間被隔成兩間小屋，后面的小間住了一位孤老頭，任國蘭和另一位老婦人住在前面的小間里，倆人同睡一張床。
　　進入文化大革命后，由于任國蘭的出身不好遭到批斗，家里唯一的床被沒收了。沒有了床，任國蘭一個人只好睡涼椅，一睡就是兩三年。由于掙的工分少，任國蘭經常吃不上油鹽，家里所需油鹽和日常用品，特別是蘿卜、紅苕、泡菜等吃的，均由大姐從城里帶來。盡管如此艱辛，受傳統習俗影響很深的任國蘭堅持守婦道，未再婚。文革中，有人給她介紹對象，她居然把介紹人罵了一通。70年代中期蓮花湖開始興建，任國蘭也加入了挑擔擔的隊伍。一天，任國蘭正往蓮花湖背材料，由于體質差沒背多遠就昏了過去。同行的人將其拉起來后發現，任國蘭的手腕斷了，雖然后來任國蘭的手被接好，但她再也干不了重活。
　　1979年，居住在城區的姨侄女李德坤和姨侄女婿段友芳見任國蘭年老體弱，一個人生活在農村十分困難，出于同情將二姨任國蘭接到會仙橋社區大東街家中生活。

　　原籍戶口被注銷
　　耄耋老人成“黑人”
　　任國蘭被姨侄女接到城里生活后，很少回高峰洞社區，但當地一些鄉鄰還是隔三差五跑到李德坤家里來看她。后來，李德坤家搬遷過一次，任國蘭就與很多熟人失去了聯系。當時從農村往城里遷戶口十分困難，加之相距不遠，同屬一地，也就未辦理戶口遷移。再說任國蘭在李德坤家居住期間都未使用過戶口，老人戶口問題甚至很少提及。不過任國蘭和李德坤等人堅信的是，老人戶口一定在高峰洞社區。
　　今年5月24日下午，記者在達城黃龍寺李德坤家見到了任國蘭老人。她滿頭白發，雖然身體偏瘦，卻很精神。段友芳告訴記者，任國蘭老人在屋里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起床后就在窗前運動運動，搖搖手臂，拍拍大腿，吃過早飯就到濱河路轉轉，晚上按時睡覺，飲食上很少沾葷，喜歡吃水果。目前，老人除了聽覺有點弱外，身體還算健康，看書看報也成了一種日常習慣。“就是這樣一位健康的老人，不知道什么時候成了一個‘活死人’？”段友芳愁著臉說。
　　任國蘭和李德坤一家人怎樣會突然想起老人戶口呢？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在濱河路轉路的任國蘭和一些老人聊天時，一位老人說：“現在人死了火化是要身份證的。”這句話令一旁的任國蘭老人震驚了：“這么多年了，我的戶口在哪呢？還在高峰洞嗎？”當晚，任國蘭回到家后就向段友芳、李德坤夫婦說了此事，并讓他們盡快去高峰洞社區把自己的戶口找到。段友芳夫婦也著起急來，為預防不測，他們5年前就為二姨買在一塊墓地，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連火化都不成，墓地還管什么用。
　　隨后，段友芳、李德坤夫婦先后走訪了西城派出所、西外派出所、朝陽派出所，始終沒有找到任國蘭的戶口。“二姨明明是高峰洞的人，戶口一直沒遷移過，為何找不到戶口呢？難道是社區出了什么問題？”此時，夫婦倆的心里多了一些疑慮。
　　見派出所沒有老人戶口信息，段友芳、李德坤夫婦只好到老人幾十年前居住的高峰洞社區五組打聽情況。當他們來到高峰洞社區五組時，一些年長的人都還記得他們是任國蘭的姨侄女和侄女婿，當年就是他們將年老體弱的任國蘭接走的。可是，當他們到社區和小組查詢時，被告知高峰洞社區五組現在沒有任國蘭老人的戶口。后來，一位當地干部向夫婦倆透露情況稱，任國蘭進城居住后，當時的生產隊為了少交一份提留款，就把任國蘭的戶口注銷了。任國蘭哪里想到，自己已是一個耄耋老人了，竟然成了一個沒戶口的“黑人”。